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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咨询公司“Community Business”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：中国内地有1/3左右的上班族考虑跳槽。相对于香港本地和西方国家，这是个惊人的数字。
这倒不是中国员工天生爱跳槽，而主要因为企业对员工的加薪幅度赶不上市场对工作经验的渴求度。当欧美企业每年按照本国惯例按部就班地为员工一点点加薪 的时候，中国本地市场却愿意用20%-50%的加薪幅度抢夺有经验的员工。这个时候光用忠诚度来苛责中国打工族，似乎有点太片面了。你换个西方人过来试 试?几年前，一家法资企业在竞争对手来到中国市场时，给中国员工平均加薪30%以上，当然，这发生在十几位员工相继跳到对手公司后。据说这引起了法国公司 总部的整体不满：总部在非议，凭什么这些中国同事加这么多钱?我们已经十年没加薪了。这时候，欧洲同事好像已经忘了，中国的房价已经从30年前的免费住公 房，涨到数万一平方了。
但当我向一位朋友谈论起这一“中国特色”时，他强烈反对，表示“这不能代表中国职场的情况”。这位友人就职于大连一家营利状况良好的国营事业单位。他 27岁左右，属于骨干级员工，正苦恼于发展空间小，升职无望的“瓶颈期”。我跟他说：你可以跳槽啊。他说：我根本无槽可跳，没有选择。
他根本不是没有选择。中国就业市场除了国有企业、公务员、事业单位这些体制内的机构外，还有大量市场化、双向选择的外资机构与民营机构。后者意味着充分竞争、不稳定、福利待遇由市场决定。大连也有大量的市场化企业，当然也是他的就业选择。只是他连看也懒得看一眼。
我想起一位在央企做“国际贸易”的人对我描述的工作状态：每天四点就可以下班了。也会去和供应商应酬，但两家供应商也是央企，因此他们基本达成了和谐的约定：这担生意给A，下一担就给B。剩下来的无非就是面子上的需求：酒还是要喝，礼还是要送，生意反正一定会做。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苦恼于“发展空间小，升职无望”，就像儿女双全的杨澜抱怨“时间不够用”一样，是甜蜜的抱怨吧。不同的地方在于：杨澜意识到这是甜蜜的抱怨，而他们没有意识到。
中国职场有事业单位、央企、政府机构、半政府机构(如各种协会等)、民营企业、外企等多种生态，每一种不仅职业规律不同，甚至会影响到生活方式及个人 性格塑造。这种情况恐怕是西方职业人很难领会的。我认识的一位做财经咨询的德国小伙子在被裁员后去了邮政局工作;化妆品公司做市场的一位法国小伙子后来在 公立医院找了一份后勤工作。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后来成了报纸专栏作家，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。
一方面，中国职业人对不同生态圈之间的转换缺乏想象力，一方面，又对某些职业的发展过于有想象力。比如：教授乐于上电视，乐于成为大众明星。西方的教 授通常对大众媒体十分谨慎，只愿意在学术界的小圈子里混;作家乐于被官员追捧，如果哪个作品受到了市委书记或者中央领导的批示，便是作家诚惶诚恐的至高荣 誉，是件名利双收的事。最近遇到位五十多岁的男作家，至今对当年市委书记登门拜访他的事实感动不已，同时对如今作家追求书的销量之类的行为痛心疾首。而西 方作家热衷于嘲讽政客，若被政客吹捧，当然也会暗自欢喜，但会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提出，并希望你觉得他对这种“重视”很“轻视”。
基于如上种种不同，中国职场成为世界上最有话题性并最有趣的职场区，这对写职场的人来说，是最大的幸运。